专著推荐 | 宋晓春.《〈中庸〉在英语世界的译释》

宋晓春著语言学通讯

2024-09-03

Zhongyong

《中庸》在英语世界的译释

宋晓春著

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

ISBN：978-7-5446-7019-7

65.00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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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简介

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全面厘清了《中庸》英译史，指出阐释性翻译是贯穿典籍翻译各个时期的普遍特征，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译释个案研究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乔斯顿、迦达纳、浦安迪等译者的开创性研究。第二部分侧重于对《中庸》英译史上阐释性翻译的解释，首次尝试将《中国阐释学》义理和“强制阐释论”用于翻译研究，对《中庸》英译史上多元阐译现象产生的缘由做出合理解释，并对其中出现的强制性翻译阐释、译者的主观预设、强制征用场外理论的技巧和模式等予以描述和批判。第三部分将《中庸》中的相关义理如“慎独”“诚”的思想等运用于指导典籍翻译阐释主体的行为规范，探究典籍翻译译者在翻译时如何从道德层面进行自我把控，提出了典籍翻译阐释中的译者“慎独”论。本书条理明晰，论述详细，可为典籍译者及翻译研究者提供有效参考。

-绪论-

英语世界学者对《中庸》也展开了相关的研究，主要表现在比较研究和关键术语研究等方面。有关《中庸》的比较研究主要散落在儒学与西方苏格拉底哲学、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基督教义等比较研究的大主题之下。斯蒂克勒（Richard N. Stichler）以《中庸》新译本为切入点，比较了苏格拉底哲学、亚里士多德哲学与《中庸》中的相关思想（Stichler, 2004: 235 – 251）。罗特利（Te-li Lau）在《和平的政治》（The Politics of Peace）一书中比较了“四书”（尤其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）和《以弗所书》（Ephesians）中对“peace”阐释的异同。梅·西姆（May Sim）的专著《重现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道德》（Remastering Morals with Aristotle and Confucius）中认为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注重德性修养，亚里士多德认为“德”是一种在极端中取中，在行为和感情的过与不及中走中间道的性情，这与儒学传统中的部分思想类似。亚里士多德的“the mean”和儒学的“和”“中”之间具有可比性和互补性。儒学的“中”是“和”的基础或准则，“和”——人与自身、人与他人、人与自然之间的“和”是我们关注自身和道德生活的焦点。然而在实践中，“中”和“平衡”退居幕后。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“中”和“和”，但强调的重点不同，儒学强调“中和”，亚里士多德承认“和”但强调“the mean”的两极结构。另外，是孔子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这种实践的宇宙论或形而上的基础，弥补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基础的缺失。亚里士多德的“the mean”有时接近儒学中“中”的意义，但有时却又与“和”的内涵更相符，不能简单翻译为儒学中的“中”或“和”（Sim, 2007: 130–133）。

《中庸》在中国的翻译思想史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。佛经翻译时期慧远的“允执厥中”论，赞宁“折中适时”的译论主张以及玄奘的“圆满调和”论，近代到现当代以来，马建忠“译成之文，适如其所译而止”的“善译” 论，梁实秋“中和之美”论，钱锺书“化境”论、“打通”论，鲁迅的“易解、风姿”论，贺麟的“和谐化合”说，茅盾原则上赞成“直译”，同时又强调保持原作风格的“神韵”说，朱光潜的“中和”审美思想，刘重德的“中道观”等，无不透露出这一传统文化思想的印迹。《中庸》与现当代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紧密相连，如近年由张从益（2009）、钱纪芳（2010）、吴志杰（2011）、戴玉霞、刘建树（2016）等提出和完善的“和合翻译理论”，其理论核心主要亦是中庸思想。

综上简述，《中庸》在英语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亦引发了英语世界学者的相关研究。《中庸》在中华思想史中享有重要地位，在海外拥有悠久的翻译传播史，对西方思想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在现当代中国社会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《中庸》思想是建立中国翻译学的重要支撑理论。因此，对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译介进行整体、系统、全面、深入的研究，其必要性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（摘自本书第1—4页，此处有内容省略。）

-目录-

第1章

绪论

1.1 《中庸》英译本

1.2 《中庸》英译本特点分析

1.3 《中庸》英译研究概述

1.4 典籍翻译质性研究中的“译者志”方法

1.5 研究问题、研究设想和创新点

第2章

《中庸》英译中的宗教阐释研究

2.1 宗教的定义与《中庸》的宗教性